記者韓乃鎮、邱勤庭／報導
𤏪不可否認，經濟成長關係到民生生活，但是私立東海大學自然資源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王鴻濬在他的論文中指出：「政府編訂工業用地面積最多者為彰化縣，而同時彰化縣也是全台閒置工業用地面積最多的縣，截至民國八十四年止，彰化縣編定工業用地而未設廠面積占總面積之百分之九十一點八。」以沿海做犧牲品，進行眾多的投資，而所得效益又是如此不確定，顯見工業區開發有過量評估之嫌。
就事論事，工業區開發或有其必要的理由，可是長期以來，政府完全不考慮其對海洋自然生態的環境改變，而進行大規模預期投資，是否真有其必要，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因為任何一項沿海工業區開發案都涉及海岸地形地貌的改變，其對生態資源的影響是長遠的，是永不能復原的。
在此次調查採訪中，經濟部工業局自局長以降，所有官員始終迴避本報記者正面與書面訪問，鴕鳥心態表露無遺。按高雄區漁會高雄市漁業年報資料統計，近海漁獲量，七十九年二萬六千六百八十四公噸，到八十四年只有一萬零三百四十公噸，六年之間，漁獲量下跌百分之六十一點二五。高雄區漁會擁有台灣地區最大的魚貨交易中心，其統計數字足以反映整個市場走勢。或許，近海漁業的萎縮有其多重因素，可是近海漁源銳減卻是不爭的事實。
台灣省漁業局在沿海設置廿六處漁業資源保育區，七十三處人工魚礁區和六十四處保護礁區，試圖挽救近海漁業資源，然而，無論做了多少人力與財力的投資，傷害漁業資源的根本原因，包括河川汙染及濕地破壞等陸地上的行為，這些問題不解決，省漁業局再多的努力，能事倍功半已是全民之福了。
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 )調查，台灣世界競爭力排名在民國八十六年為世界第廿三位，較前一年跌落了五名，而更早前我國排名十四。同一年，成立了兩年的日內瓦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WEF )評估台灣競爭力為第九名，較八十五年也下降一名。
依網際網路上的資料顯示，至民國八十四年
底，台灣地區已開發完成工業區九十五處，面積一萬三千零三公頃，開發中工業區十九處，面積一萬九千八百一十六公頃，已設置汙水處理廠卅六座。比較之下，已完成的九十五處工業區總面積要比開發中的十九處小，顯見工業區的面積愈來愈大，而這些天文數字的工業區開發投資，竟然使國家競爭力下跌，足見整體投資環境與管理策略有不合常理的盲點及偏失。
當今，工業開發的檢討雖屬全面性，但就生態保育立場而言，工業推動與生態保育何以不能共存共榮？其實，這個問題也觸發了另類思考，那就是經濟繁榮應與人文科學同步成長，如此可減少諸多的社會問題，然而當前情況並非如此，眾所周知，社會犯罪與日俱增，犯罪年齡層逐年下降，政府的對策何在？此一事實更可說明，連經濟發展與人文科學都不能同步配合提升，又何以奢求產業升級之際，得以同時考量給予生態資源合理循環空間？自然生態環境果真是如此廉價？若深入探討國際間的「海洋法公約」及「廿一世紀議程」，即可發覺我國政府對海洋事務的疏離和陌生到了什麼程度。
海洋法公約有卅百廿條，另具九個附件，依據邱文彥教授研究，其公約實質內容主要有六大部分，而其中「設定保育與管理海洋生物的目標」及「要求各國訂定法規及採必要措施，以防治汙染」，這兩大部分就與台灣發展沿海工業區政策有莫大關聯。因為，工業區的開發，不論以現有土地或填海造地，必然改變沿岸生態與環境，其次，工業區一旦廠商進駐，生產過程及從業人員所產生的汙染與垃圾，也必然對環境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吾國縱不能參與國際事務，但也不宜置身度外，而當前沿海開發，雖有環境影響評估法牽制，但環評法是以個案為取向，少了對台灣整體環境的評估，九十五處已開發工業區和十九處開發中工業區，其對大環境自然生態的得失如何，恐怕無人知曉。
一九九二年在巴西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參與國家獲得多項成果，其中廿一世紀議程 ( Agenda21 ) 雖非法律文件，但卻具有國際公認與普及的約束力，按邱文彥教授研究，此一文件在第十七章中有關海洋管理部分，有詳細的要求和說明，其中可以涉及台灣沿海的部分，包括海岸地區之綜合管理與永續發展、海洋環境之保護、公海海洋生物資源之永續利用及保育等都足以做為我國制訂海洋政策的參考。然而，一個初級的海岸法至今尚未完成立法，更遑論有一個專責的海洋事務機構了，這個現象也讓人強烈質疑，政府對近海領域到底是否視為國土的一部分？何以國土的規畫和妥善利用，從未將沿海近海納入其中？
其實，保育人士要求的不多，只是政府在這方面做得太少。經濟發展固然重要，可是工業開發應與生態保育共存的基本面應予維持，能夠共存才能共榮，讓天然資源依照自然法則循環，其可以供給社會的繁榮動力，絕不亞於人為的工業生產，甚至，兩者有互補互利之效。產官界的決策人士在投資評估時，如果能將生態保育成本估算在內，那才叫做真正的永續經營，澤被全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