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重聖在「親情、國情、天下情ｋ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與經國先生的關係」一文中，引用「蔣中正總統檔案」、「蔣經國總統檔案」中多件蔣家家書，詳述了蔣夫人與經國先生間感情與關係的轉變。這是由官方人士首次為文論述，揭露了蔣夫人的確與經國先生曾有一段「僅保持最起碼的禮貌與尊敬而已」的時期，直到時代變遷，兩人的關係才開始改善。過去民間臆測蔣夫人與經國先生間曾經關係不佳的說法，得到部分印證。

而民國六十四年蔣公崩逝前，在病榻中曾多次緊握經國先生的手說：「孝順汝母，則余可安心於地下矣！」又以蔣夫人的手加於經國先生的手上，叮囑經國先生：「要以孝父之心孝母。」經國先生敬謹回答：「兒當謹遵父命，過去如此，今日如此，日後亦永遠如此。」言罷相對而泣。

據朱重聖的了解，民國十六年，蔣中正在上海與宋美齡舉行婚禮，蔣公的元配，也就是經國的生母毛福梅女士依然在奉化溪口老家照顧家事，直到民國廿八年十二月，日本飛機轟炸溪口時罹難。毛夫人於民國廿六年四月經國自蘇俄返鄉當夜，曾傾訴其內心苦悶：「余之一生受難受苦，為汝父也，為汝家也，為汝也。」這番話對經國先生而言，心雖向著母親，卻萬般無奈，尤其毛夫人的罹難，經國先生心中創傷，久久不能自已。

蔣夫人與經國先生年齡只差十三歲，似乎也造成彼此間的矜持，蔣夫人不敢以母親自居，經國也只是在遵從父命下，保持最起碼的禮貌與尊敬而已。因此在抗戰期間及其後戡亂期間，儘管蔣公用了相當的心思，卻始終沒有辦法完全拉近雙方的距離。而在卅八件經國先生上蔣夫人的函電中，只有一件稱「母親大人」，其餘均稱「蔣夫人」，足見雙方有相當大的隔閡。

蔣夫人與經國先生關係獲得較明顯的改善是在民國卅八年，這與兩人同心協力幫助蔣公救國救黨、共度國難有關。當時蔣公因戡亂軍事失利引退，蔣夫人銜命赴美奔走，圖挽狂瀾，在蔣公身邊唯一能分痛苦、任勞怨、忠心隨侍的親人就只有經國先生。於是蔣公與夫人間、夫人與經國間，函電頻繁。蔣夫人把對蔣公的照顧全部寄託給經國先生，經國先生也確能盡忠盡孝，甘冒最大危險守護父親。

蔣夫人對蔣公的個性知之甚詳，許多不便直接函告的事情，常藉經國代為轉報，也常請經國對國內情勢發展「隨時見告」，蔣夫人甚至一度想請經國赴美面商大計，已可確實看出蔣夫人與經國的關係正逐漸改善中。蔣夫人並首次主動致電經國先生賀生日，隱含有願改善關係的意思。不過似乎要到民國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間，經國先生才開始願與蔣夫人改善關係，經國先生的這種意願，至少要比蔣夫人遲了五年。

隨著政府播遷來台，蔣公復出，時間與環境的改變，經國先生也逐漸去除心理上的不平。民國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間，經國先生改口尊蔣夫人為母親。此後二人彼此關懷，並同心協力襄助蔣公，但隨著歲月增長，蔣公垂老多病，至六十四年四月與世長辭，蔣夫人悲慟無已，健康欠佳，當年九月前往美國調養，隔年曾返台參加蔣公逝世周年紀念典禮後再赴美，此後直至七十五年始重返台北。

經國先生則負起父親未竟志業，挑起黨國重擔，其間蔣夫人與經國先生距離雖遙，但常有函電往來，每當經國躊躇、焦慮、無助時，蔣夫人的箴言、勸勉與分憂，就成最強有力的支柱。這時經國對蔣夫人不但「以母侍之」，亦以「良師待之」。

民國六十四年至七十五年間，凡是對國家有重要影響的事件，經國先生都會向蔣夫人稟報或請教，蔣夫人也會提供意見供參考。其中有幾件重要的事，益見蔣夫人與經國先生間的真情。其一是第六、七任總統選舉對經國先生的徵召。尤其第七任總統選舉時，經國先生因健康狀況而有顧慮，蔣夫人深知問題關鍵，一面勸經國先生「勿用躊躇」，一面叮嚀他要「慎重考慮副貳人選」，副貳人選的條件，則是「對吾黨宗旨深切服膺」，而「堅持執行復興大業者」，後來這個副貳人選，就是今天的總統李登輝先生。

其二是蔣夫人對中美斷交時外交談判的不悅。蔣夫人對中美關係變化早有睿見，曾多次要經國先生注意因應，當六十七年底美國宣布與中共建交時，蔣夫人並不訝異，只是要經國先生堅持國家立場，保持國家權益與國格。但之後中美談判時，我方代表迫於情勢，委曲求全，同意互設非官方性質的機構，蔣夫人卻頗為不悅，責備經國先生，要負責談判的代表返國述職，「公開引咎向政府提出辭呈，以謝國人」。蔣夫人以嚴厲的語氣告訴經國先生：「余向來對銖細末事，均可採取或容納中外及各方意欲，惟對中華民國之存亡大關鍵，無可圓融，志不可奪。」「若同志中仍不能挺身站起來，消泯懦怯，則何以對總理及父親耶！余亦夫復何言。」蔣夫人並因此擲筆足足有五個月的時日不再致電經國先生。經國先生知道蔣夫人生氣了，多次苦苦哀求「唯望再賜指針，使益知惕厲，並有所遵循。」

蔣夫人與經國先生間常互贈禮物，蔣夫人贈送的有皮鞋、大衣、放大鏡、餅乾、糖食等；經國先生則敬獻時果珍饈，包括冬筍、柿子、枇杷、梨、荔枝、肉鬆、燕窩及水年糕等家鄉味食品。兩人並對彼此身體狀況關懷。

【1999-11-01/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