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拙劣的飾辭難以鎮撫民眾的憤怒 　

要求當局為白曉燕案負起政治責任的呼聲此起彼落；國民黨回應此類呼聲的舉措，充分顯現了國民黨政權現今的體質。第一，將國民黨政權的心靈狀態流露無遺：傲慢，顢頇，不知反省，不知慚愧，不肯負責；第二，亦將國民黨處理危機的能力之薄弱顯露無遺：上自黨主席，下至中央黨工，信口雌黃，非但不能展露泱泱大黨的風骨，及扭轉乾坤的器識，甚至語鋒吐屬不知所云，不合邏輯、沒有常識，違反人性！ 　

若謂白曉燕案反映了國民黨政權的政績之一斑；則當局在案發後對於政治責任的種種偽詭辯飾，更已將此一政權的心靈之腐敗暴露無遺。若謂一般民眾因白曉燕案而感到悲憤挫折，則當局種種卸責諉咎的動作，更將使一般民眾陷於失落絕望的境地！一個政權怎麼可以面對如此敗壞的治安尚不知自省？一個政權怎麼可以面對如此強烈的民憤還在那裡文過飾非？ 　

當局顯然希望大家把白曉燕案視為「局部的個案」；意思是說，白曉燕案只是治安問題的一個特殊案例而已，而治安問題又只是整體政務的一隅而已。於是，為了轉移視聽，當局竟然宣稱，政府還有很多更重要的政務必須推動；比如說，九月往訪巴拿馬，及應付兩岸三通的壓力；當局認為，這類涉外政務，若與其他事務相較，當然「國家兩千一百三十多萬人的生命財產更為重要」。因而，當局指出：如果將白曉燕案泛政治化，或藉此興風作浪，就是中了中共的「統戰」！ 　

然而，白曉燕案卻絕非「局部的個案」，亦即絕不能僅僅視為一個治安的特案；而是反映了整個政經文化、政風民情的綜合病徵。退一步言，即使將本案僅僅視為一個單純的擄人勒贖的治安事件，亦非個案；而是十年來近千件擄人勒贖案之一，更是去年逾一百四十件擄人勒贖案之一，其他殺人、越貨、強暴、縱火的種種刑案猶未計入。

此時此刻所反映的民怨民憤，絕非僅僅對於白家母女的聲援而已，而是天下父母長期積累的憂懼鬱憤的大爆發！但是，在當局眼中，似乎只有「往訪巴拿馬」及「抵制三通」等涉外事務始與「兩千一百三十萬人的生命財產」有關；難道天下父母每天為子女擔驚受怕，婦女稚兒時時陷於杯弓蛇影的恐懼之中，反而與「兩千一百三十萬人的生命財產」無關？ 　

近年來，當局一向以鼓勵民氣對外開釁，做為鞏固權位、擴張權力的主要民粹手段。而且，似乎屢試不爽；所謂「兩岸鬥爭，一抓就靈」。這一次，又將白曉燕案與中共統戰扯上關係，尤其可見政客的偽飾。試問：為什麼民眾因白曉燕案呼籲當局負起政治責任，就會壞了往訪巴拿馬的好事？難道為本案負責，與往訪巴拿馬，不能並行不悖？

再者，往訪巴拿馬究竟有什麼奇功異效？竟然與「兩千一百三十萬人的生命財產」有關？而白曉燕案所反映的治安惡化反而無關？何況，在當局力斥民眾將白曉燕案「泛政治化」之際，如今卻居然將本案扯上「中共統戰」，豈不更是大大地「泛政治化」？退一步說，倘若本案果真有中共因素介入，即不啻顯示兩岸的敵對已經惡化至「恐怖主義間諜戰」的「貝魯特」層次；則朝野自應向對岸發動全面猛烈譴責，但即使如此，當局似乎亦應對兩岸政策的得失利害有所檢討省思；否則恐怕亦不能善後。 　

不但將民眾的視聽轉移到共產黨身上；國民黨當局又指稱，要求政府為白曉燕案負責，只是在野黨「企圖獲取政治利益」，而興風作浪。其實，在野黨善盡其制衡角色，以「獲取政治利益」，這是民主政治的天經地義；反而是執政黨對在野黨的呼籲若未能適切回應，即可能喪失相當程度的「政治利益」。然而，國民黨對一般民眾及在野黨的籲求，竟然以「不要隨便找一個代罪羔羊」，及「要行政院長下台，是不道德的」之類的說詞回應。

但是，民眾並未要求國民黨當局隨便找一個「代罪羔羊」，只是希望政府能負起政治責任，且讓真正應當負責的官員引咎辭職、避位禳禍，何嘗希望國民黨覓人代罪？何況，所謂的政治責任，其實就是一種道德責任；如何能謂要求官員負起政治責任，反而竟是「不道德」？再者，政治高層奪權篡政，無所不用其極；到了民眾追究政治責任，卻突然端出「分層負責」之說，將矛頭指向「地方政府」，對於「大環境」的總體責任完全不提。尤有甚者，當白府一家及許多民眾皆陷於茶飯不思的愁雲慘霧中，高層當局竟然在白府附近的球場打高爾夫球；民眾紛紛對這種不可思議的行徑提出強烈質疑之際，未料政府發言人卻稱：人總是要運動 的，不能說出了事，連運動都免了！ 　

治安敗壞到這種地步，誠屬當政者的恥辱；尤其，當局竟然以類此語無倫次的飾辭來推卸自己的政治責任，更是國民黨政權的悲哀。因為，在那些信口雌黃的飾詞中，全盤顯露了當今政權的不誠、無知與低能。若謂這些就是國民黨對於當前情勢的辯白，恐怕只會使民怨民憤更形熾烈。我們不知道國民黨當局究竟有沒有負起政治責任的智慧與勇氣；但是，至少應當重新對當前情境提出一套可以問心無愧、且又能撫慰人心的合情合理的解釋，不能再以這類不合邏輯、沒有常識，甚且違反人性的胡說八道，來作踐國家政權的尊嚴，並汙辱全國百姓！ 《1997/05/02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