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李總統就任後的歷次出訪畫分，可以大致歸出一套「李總統與中華民國外交」的三階段互動光譜，或可用以描繪並反映李總統的整體外交思維：

第一個外交階段可稱為「中華民國的李登輝」時期，這個時期約是在一九八九年三月到一九九四年九月之間。

李登輝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即元首位，一九八九年一月提出「務實外交」理念後，三月即首度出國訪問新加坡。新加坡政府給予李總統所有元首級的禮遇；美中不足的，是李登輝被新加坡方面稱為「從台灣來的總統」。而李總統在回國記者會中，對此稱呼一席「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的感言，充分反映他為提升國家能見度而願意忍辱負重的心情，也令不少人動容。

一九九四年二月，李總統訪問菲律賓、印尼與泰國，在半公開的情況下，與菲律賓總統羅慕斯、印尼總統蘇哈托和泰皇蒲美蓬都見了面。此時李總統在國內的權力已逐漸穩固，回國後並宣示了「南向政策」。

三個月後，李總統在一九九四年五月訪問中美洲友邦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並轉赴當時仍有邦交的南非參加新任總統曼德拉就職典禮，還順道訪問史瓦濟蘭王國。

李總統此行有一段影響我國未來與美國外交互動的插曲。因為他在途中過境夏威夷時，遭美方不准入境的刁難。當時李登輝極為憤怒，拒不下專機，並穿著拖鞋面對上機前來接待的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白樂崎，也不願到美方安排的簡陋斗室中休息。

美國行政部門因恐共屈辱李總統的不當作為，一下子就傳到國會山莊，並引起美國會議員的集體關切與壓力。由於行政部門理虧在先，最後終於由前國務院亞太事務助卿羅德在同年九月，公布了「對台政策檢討」；其中有一項就是提供台灣高層官員過境美國時一切必要的安全與便利服務。

這時候的李登輝，頭上頂的仍是中華民國的天，但已集黨政軍權在一手；只不過，他不滿被現狀拘束外交空間，求變的想法已躍躍欲試。

外交階段可稱為「李登輝與中華民國在台灣」時期，約起於一九九四年九月，終於一九九六年五月。

李登輝在這段時間的外交活動，將個人的理念實現與國家利益等同。簡言之，這是李登輝就代表「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外交作為上與其說凸顯台灣，不如說是凸顯他個人的關鍵轉變時期。

一九九五年四月李登輝訪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與約旦，並登上以色列與約旦邊境的摩西山遠眺以色列。這時候的李登輝蓄勢待發，訪問美國就成了他挑戰不可能的目標。

這段期間，李登輝交由學生劉泰英主導，利用非外交管道，以數百萬美元的驚人佣金，透過美國卡西迪公關公司向國會遊說，讓李總統用「康乃爾大學傑出校友」的身分訪美。

美國行政部門擋不住國會，終於由柯林頓總統批准核發李登輝訪美簽證。但事前我方保證李總統在美絕不從事政治活動的承諾，卻被一篇被美方視為政治性極高的「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演說完全破功，並引起中共強烈反應。康乃爾之行也直接導致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

此後，我國與美方的高層溝通管道幾近中斷。但李總統充分利用美國不會置身台海變局之外的機會，與中共飛彈試射的躁進，運用台灣島內民氣，從容贏得首次總統直選勝利。

此後，卡西迪成為熟知我國對美外交者口中的「地下駐美代表處」。再加上李登輝與當時建議他絕不要訪美的外交部長錢復翻臉，錢復後來也因此下台；此後的外交部長無人敢再攖李之鋒。

接下來的我國外交工作，意象上只有一個巨大的李登輝，他的影子也遮住了外交和其他的一切，包括台灣，和逐漸隱誨的中華民國。

第三外交階段則進入「李登輝的台灣」時期，時間為一九九六年五月以後。

台海危機後，李登輝又擬循康乃爾模式，動起了用京都大學校友身分訪日的念頭；但在中共的全面封鎖下，卻無機會。一九九七年九月李總統利用巴拿馬運河回歸的機會，進行任內最後一次出訪。他在這項「太平之旅」中，與中美洲國家元首開高峰會，一切行禮如儀，我方也付給這些中美洲邦交國該付的代價。

這時候的我國外交，已經和修得破碎的中華民國憲法一樣，辦的只是「李登輝的外交」──所有外交作為要凸顯的，似乎只有李登輝。這時候的「李登輝」，已是一個實質上大於台灣的符號。去年李登輝陸續提出引起國內外極大爭議的三億美元援助科索伏和兩國論，基本上也都是這種心態的反射。

去年包括美、英、法在內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大會開會期間，陸續公開宣示了包括「對台三不」、「美國的一個中國三項支柱」等不利我的政策。據了解，即將卸任的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助卿謝淑麗只在美方代表宣布前三小時，以電話通知我方這項決定，以報復我方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前，一直讓美方蒙在鼓裡。兩國論的提出，李登輝也許達到「鬧愈大愈好」的效果；但結果是否「愈好」，許多事實已不辯自明。

李登輝雖可以在台灣當一位民粹強人，卻無法在國際間換來同樣的民粹同情。革命者都必須衝撞，甚至有毀滅既存體制的氣魄；但李登輝有革命家的膽識，卻沒有沒有認清台灣只是大格局中的小角色。殘酷的國際現實終究限制了台灣，也限制了李登輝。

【2000/05/17/聯合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