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李登輝是走在蔣經國鋪陳的路途上，帶領台灣人民走向兩岸和解、交流；這條路走了十二年，歷經台海空前的軍事危機，也將兩岸人民的情感區隔出最遠的距離。曾幾何時，不再有人說李登輝是延續蔣經國路線，不僅因為李登輝有自己步數，更因為這條路是走在分離邊緣。如今接班人是陳水扁，但關注兩岸問題的人士卻認為，「李登輝路線」勢將延續，形成一個「沒有李登輝的李登輝路線」。

一九八八年，對於李登輝而言，兩岸關係充滿了機遇；蔣經國晚年的解禁，為李登輝時代拉起希望的序幕。批判李登輝的聲音，認為李浪擲了機會，兩岸從和解初期，而至衝突與不信任，最明顯的例證就是海基會與海協會近廿次談判，全盤皆墨，一事無成。

但李登輝真的只是破壞者嗎？一九九一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是兩岸正式走向全面互動的開始，事實上，這就是兩岸走向交流必然面臨的問題：定位。台灣當局終止動戡，不再將彼岸視作「匪類」，但又是什麼呢？我們看對方，是否一如對方看我們？

兩岸衝突 是結構性問題

當兩岸互不往來時，可以各自對國際宣稱自己是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這種絕對定位，到了交往階段便完全不適用，甚至是衝突的根源。這個結構性的問題，固然是李登輝時代最重要的課題，但歷史要論斷追究的，不僅是李登輝面對問題的立場與態度，更不能忽略凌駕在個人之上的大環境條件。

最近一再論及的「一個中國」爭議，是兩岸首度面臨相互定位的考驗，當時雙方可以容許「各自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進行表述」，是因為有相當程度的互信：至少中共並沒有到處宣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而台灣當局也沒有諸如「兩國論」的說法。

回首那個逝去的年代，諷刺的是，儘管兩岸間對「一個中國原則」有相當程度共識，但台灣內部對「一個中國」卻有不少雜音激盪，連國民黨中常會都是論辯戰場。一部國統綱領讓兩岸建立了維護「一個中國」的互信，卻連年引起台灣內部爭議至今；當國統綱領成為政客、御用學者口中的「不統一綱領」時，正是台灣內部對國家前途共識最高、但兩岸猜忌最深的時刻。

兩岸定位 成朝野爭端

中共對於康乃爾事件之前的李登輝，並沒有完全定性為台獨；甚至往前些，在「江八點」、「李六條」階段，李、江二人曾有會晤的高度意願，希望在各自任內推進解決兩岸問題進程。不過，兩岸關係的進展，與台灣內部政治演進，卻是兩首節奏各異的曲目；儘管兩岸高層還在互信基礎上願暫時放下政治定位分歧，但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兩岸政治定位爭議已然成為朝野衝突的戰場之一──以本土為訴求的在野勢力，很自然地將自我定位在兩岸關係光譜中傾獨的一端。

李登輝挾本土勢力將個人聲望推向高峰，完全擺脫國民黨內主流、非主流政爭的牽絆，而李的角色也隨之在國、民兩黨之間挪移。特別是在兩黨理念截然不同的兩岸議題裡，李登輝的角色彷彿是兩者的妥協。後來的更多時候裡，當民進黨成為地方執政黨，而國民黨又因凍省進入分裂期，李登輝的兩岸政策幾乎已成為「民粹」的代名詞。

這只是從內政的一隅來看，事實的拼圖當然還得加上中共的內政，以及國際局勢的演變。當台灣政治民主化提升的同時，中國大陸也正是經濟改革開放的收成時刻。兩個社會本來是可以在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中，找到一些交往的驅力；然而，除了李登輝要面對新興的本土政治勢力，江澤民也有更為險峻的政治挑戰。中共不僅要讓人民富起來，還要讓中華人民共和國躋身大國之林，在這個歷史使命之下，台灣問題成為中共與國際勢力必爭之地。

李登輝衝撞了江澤民的歷史任務

李登輝在台灣民主浪潮中自許為摩西，他的使命感不只是讓權力來自人民，還想更進一步在國際間確立國家的主權地位。這個使命感碰撞了江澤民的歷史任務，使得中共決心將台灣問題放在「中」美霸權之爭的架構裡解決。

從這個脈絡檢視康乃爾事件的嚴重性，可以明白何以兩岸關係會變成如此欠缺互信的局面：一旦兩岸領導人都認為彰顯國家主權是歷史使命，那麼衝突勢不可免。

李登輝面對兩岸主權問題衝突，採取以牙還牙的哲學。當中共在九五年全面中斷兩岸兩會交流，他隨即提出「戒急用忍」政策，緊縮台灣對大陸的投資。這固然是基於兩岸關係不穩定，降低兩岸經貿關係風險的管理方式；但參與決策人士早已證實，「錢是管不住的，這是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問題」。畢竟緊縮兩岸經貿關係，連帶地封鎖了兩岸社會交流的主要管道，為兩地社會樹立了交戰標誌，提醒台灣社會的「敵我意識」。

兩國論 繃緊兩岸主權爭議

這種「以牙還牙」的哲學，發揮最極致的就是兩國論。美國基於促進與北京關係，積極對台施壓促談，辜振甫訪問大陸是李登輝迫於國際情勢的回應；但辜氏在大陸直言兩岸主權爭議，主張中華民國主權存在，透露出李登輝對國家主權不會因國際壓力讓步。

參與國家主權維護研議的成員透露，「特殊兩國論」的表述本來是設定為大陸海協會長汪道涵來台，雙方有關主權對話時，我方將提出的主張。李登輝並沒有刻意在去年七月布局兩國論的登台；但事態發展引起國際群起攻之，激怒敵人兼之得罪友人，讓李登輝身心深受煎熬。

李登輝為什麼要提早發聲，這是樁歷史公案，只有等待時間讓答案浮現；但特殊兩國論無疑是兩岸主權爭議的和戰臨界點。

部分國民黨高層形容兩國論是「浪人政治」的表現，意即一言不合就拔刀相擊。李登輝到底承受了多少國際促談的壓力不可得知，但他的「反彈」卻採取了危機邊緣的共毀策略，確實衝撞了維護中共與國際力量和諧的一個中國原則。

李登輝時代的開端，是兩岸學習相互定位的開始；落幕時卻是相互定位瀕臨分離、衝突最嚴重的時刻。

曾參與推動兩岸展開對話的首任海基會秘書長陳長文見證這一段歷史，他認為李登輝起初諸多政策舉措是有善意的；但後來的發展證明，李對中國大陸沒有特別情感，甚而還有負面的印象。

但同一個時空下，另一個見證人、現任海基會秘書長許惠祐則認為，兩岸問題受到大環境的侷限，遠比個人的因素大；即使不是李登輝，兩岸關係也未必能好到那裡去。

這兩個人代表兩種背景的思維，不過他們都肯定李登輝對凝聚台灣人民共識的努力。在這個基礎上，接班的人有往前推進的驅力；只是台灣人民的共識，與中國人的期待究竟能否共鳴，答案可以說是與李登輝有絕對關連，也可以說是毫不相干。李登輝可以從蔣經國的影子裡走向另一片天地，誰能斷言，陳水扁站在李登輝時代的尾聲裡，就必然只能在李的餘韻裡沈吟？

【2000/05/17/聯合報 】